江武来电话说，有四辆省城牌照的奥迪A6进了市委院子。
“好！”我开心地一拍巴掌，“盯住了！”
“是！”
这段时间，崔大猛他们每天去两个人在市委门前蹲守，终于有了动静。
放下电话，我把好消息告诉了他俩。
中午，三个人在房间吃饭，赵红兵说：“老韦要是在的话，该多好！”
一问才知道，当年他走上包工程的路，就是这位韦市长帮的忙，遗憾的是，去年因为男女关系的问题，坐了冷板凳。
我见他不想多说，就没再深问。
下午的时候，袁海川打来电话，说放心吧，蒙省纪委成立了工作组，应该已经过去了！
我这才把心放在了肚子里。
两个人傍晚才回去，出门时赵红兵说：“我想去看看李洋和孩子……”
沈公子说：“算了，这事儿完了再说吧！”
我以为是赵红兵外面的小三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他们好哥们张岳的遗孀。
1999年秋，张岳因为杀人，被判处了死刑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，工作组到位以后，先后找了市公安局曹良、区委的李科、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臧西风以及市委一秘岳志伟。
可谈完就谈完了，什么动静都没有，四个人还在上班，活蹦乱跳。
这天晚上七点，刘老四打来电话，说陈天和大秘岳志伟在罕山饭店宴请了省里来的那些人，市局大局长曹良后去的。
明白了，这就叫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！
难以想象，省里为了维护地方，竟然胆敢如此敷衍。
此后十几年里，我在各个地方经历过不少于二十起类似案子，尤其是被袁海川借调到他身边的那几年，很快就闯下了“官场屠夫”的绰号。
那时才发现，2004年冬天的这次牧河之行，真是小巫见大巫！
当然，那都是后话了！
夜里十点钟，罕山饭店的酒席散了，刘老四和三胖子也回来了，说陈天回了办公室。
我不禁有些疑惑，大半夜的回办公室干嘛？
我让他俩早点休息去了。
盘腿坐在大床上，电视开着，却什么都没看进去。
半夜了，我决定明天上午再联系袁海川，估计他也蒙在鼓里。
冲了个澡刚躺下，就听敲门声响了起来。
“哪位？”我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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