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说，自己的治疗费用，都是由中作协和市政府负担，为此很愧疚。
走之前，我在他书桌抽屉里留下了两万块钱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给疯子哥打了个电话，希望东北慈善基金能伸一把手，这个钱我来拿。
小静红着眼圈说：“小武哥，谢谢！”
两天后，我和张思洋带着武玥，送李玉兰和小静去了机场。
武玥抱着李玉兰的脖子问：“奶奶，必须要走吗？”
李玉兰刮了刮她的小鼻子，“是呀，奶奶家那边还有生意，扔不下呀！”
“能不能搬到这边来？”
“能！”李玉兰笑了起来，“奶奶争取两年内在京城也开上一家，那时候天天带你玩儿！”
“太好了！”小丫头鼓起掌来。
推小静过安检时，我说：“老妹儿，加油，期待有一天你能获得'茅盾文学奖'！中作协主席团也一定会有你的一席之地！”
她郑重地点了点头，“哥，我会的！”
第二天，两口子又来送陈忠华和师娘回广州。
原本说好了，再住一段时间，我送他们一起回去，可两个人都待不住了。
托运好行李，我说：“师父，什么时候想退休了，和师娘搬过来住吧！”
张思洋也说：“对呀，家里地方大，他又总不在家，你们要是能过来的话，也能热闹一些！”
“行！”两个人满口答应。
看得出来，老两口在应付我俩。
我能理解，他们不想给我俩找麻烦，再加上故土难离，在南方生活了一辈子，说走就走很难。
回去的路上，接到了六处处长李嘉文的电话。
“武处，韩小云交代了……”
这些天没闲着，都快把那个游泳教练的事儿忘了，怎么才审出来？
李嘉文说：“这个女人很顽固，始终不肯交代，到后来更是脱衣服、骂脏话，寻死觅活，胡搅蛮缠。”
“昨天，我们不死心，决定第三次搜查她家，终于在浴缸下面找到了两个手机，还有四张手机卡。”
“其中一部手机，里面是张澳大利亚的SIM卡，不出意外，手机电话簿是空的，也没有通话记录和信息。”
“拿着两部手机，我们诈她，说接到了电话……”
“最后她终于熬不住了，交代是在1998年的1月份，珀斯市秘密情报部门的一个女人找上了她，吸收她成了外围人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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